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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灵销售假药案——二审案件要绝对注意审限,把握提交辩护词的最佳时点

2020/2/26 22:00:43      点击:

前言:

二审改判的机会从统计的角度来说是少的。但是从个案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这样看,因为二审改判的案件也有,那么对这个案件来说他的当事人当初就应该抱着100%的必胜的信念来争取。所以,我通常就是这么和当事人说的。只要你认为案件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抱着100%的必胜的信念来上诉。如果你确实认为一审判决已经可以了,那么就不要上诉了。就是这样,只要你有真凭实据能说服自己判决有问题,就应该100%的努力去争取。南京著名刑事律师


 影响二审改判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案子的大小,当事人的多少,如果是一个被告比较多的案件,那么如果改判法官就要考虑很多,比如考虑与其他被告之间刑期是否协调的问题等等。案子越大,法官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多,造成改判的难度就越大。南京刑事律师


在涉及人数比较多,案子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的时候,辩护的方法可以采用逻辑的方法。比如这个案件,我的当事人是卖假药案的普通人员,她的工作是加工假药,即将买回来的家药丸放入买回来的假包装里。那么认定她的涉案数量,她就不应该超过买回的家药丸的数量,如果超过了这个数量,那超过的数量就是老板直接买回的成品专卖的数量,那这个数量就不应该计入我的当事人的涉案数量。


这个辩护理由可惜没有在一审的时候使用,导致一审认定我的当事人的涉案数量过高,没有考虑到有一部分的假药是被告老板直接买回来的成品药然后专卖的。这种情况下,这部分要就不应该计入我的当事人的涉案金额,因为我的当事人是做加工工作的,不需要加工的产品就不是她的涉案金额。南京刑事辩护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接受王智灵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律师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现就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考虑:


      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对共同犯罪中的几名犯罪人(李艳娟雇佣人员:尹月、韩雨来、马先利、王智灵)的罪行轻重认定错误,导致量刑失衡,有违公平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其中尤其对王智灵的罪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认定错误,导致对其量刑大于比其罪行严重的以上其他各被告。南京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南京著名刑事辩护律师


该条规定明确了对共同犯罪案件各个被告应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虽然最高院是在共同致死案件中强调此项原则,但显然根据刑法第五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所有刑事案件中,尤其共同犯罪案件中都应如此。


一、原审判决对王智灵的涉案数额认定错误,导致对其量刑重于其他罪责更重的被告

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了李艳娟所雇佣的各被告参与销售假药和伪劣产品的数额,该数额是根据办案部门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得出。在该说明中认定了王智灵、马先利、尹月、韩雨来的参与数额。其认定方法完全是根据各被告参与共同犯罪的时间来认定。参与犯罪时间长短的排序顺序是王智灵、马先利、尹月、韩雨来,因此参与数额的多少排序也如上一样。南京著名律师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考虑,即王智灵从事的加工工作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而是始终有五、六个人在同时进行,而原审判决在参与加工的六个嫌疑人中只追究了王智灵一人,其余的完全没有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将应该六个人承担的罪责全部加由王智灵一人承担。这显然是错误的。南京辩护律师


根据李艳娟、王陵广、林美强、韩雨来、尹月、马先利、王智灵的供述,可知李艳娟的生产、销售假药、伪劣商品的犯罪模式是这样的:李艳娟从河南新乡王陵广处购买散装的药丸、药粒,从广州林美强处购买用于包装的盒子、瓶,以上物资到达哈尔滨后,由韩雨来驾车将其拉回到各个仓库及加工点,在加工点由马先利卸货后由包括王智灵在内的六名工人加工(另外五人分别是张淑梅、杨淑英、刘玉平、王艳芹、韩雨红),加工好后再由马先利负责将药品打包装车,再由韩雨来运至物流处发往外地。并且马先利掌管着各处库房的钥匙。这其中,尹月负责李艳娟爱尔保健品商店的销售,并负责黑龙江省内的外地销售。南京刑辩律师


以上各个环节,可以说是完成犯罪行为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不管各被告处于哪个环节,其都起到了对完成犯罪不可缺少的作用,可谓不论处在哪个环节其罪责都是一致的。但是加工环节有其特点,即只有加工这个环节是六个人同时进行共同完成的,其他各个环节则基本上是一人独立完成。因此,如果要做到确定罪责的公平,做到参与加工环节的人与参与其他环节的人的罪责划分公平,那么就应该将参与加工环节的被告人的罪责进行平均分配。同样都是完成犯罪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环节和六个人共同完成的环节,其参与人的罪责显然不一样,显然六个人共同完成的环节的每个参与人的罪责,应该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环节的参与人的罪责的六分之一。


那么王智灵被判决书认定其参与生产销售假药和伪劣商品的金额共计3611866元,根据以上分析且与韩雨来、尹月、马先利相比较,王智灵只应该对此数额的六分之一承担责任,即601977.67元。以该数额计算,其在李艳娟员工中,应该承担最轻的罪责,即应该比尹月、韩雨来的量刑轻。


二、尹月的罪责应重于王智灵

除以上划分罪责的依据外。尹月是李艳娟开的爱尔保健品实体商店的员工,她平常负责爱尔商店的销售。并且她还负责黑龙江省内的销售。当客户向商店索取名片后,客户后期向商店打电话索要、购买产品,这些后续工作都是尹月完成的。可以说,尹月负责了李艳娟黑龙江省内的所有销售。


此外,尹月还向李艳娟提供了其一张银行卡,供李艳娟实施犯罪时使用,该行为能够反映尹月在共同犯罪中的参与度是非常深的;而且,在办案单位实施抓捕过程中,尹月敏锐地发现了办案人员,并且第一时间向库房的加工人员张淑梅进行了通报,导致当时加工人员差点逃脱。这一行为不仅反映了尹月与李艳娟的犯罪行为联系紧密,而且反映了尹月很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根据以上因素,能够得出尹月在以李艳娟为首的共同犯罪中其起到了仅次于李艳娟的核心作用和地位。所以对其量刑应该重于马先利、韩雨来和王智灵,而原审判决却将其量刑排在了最轻的位置。


三、从工资数额上也可以确定李艳娟所雇佣各个人员的罪责

根据李艳娟和各被雇佣人员的陈述,可知各被告工资状况如下:韩雨来:每月6、7千元;马先利:每月3000元;尹月:每月4000元;王智灵:每月2400元(李艳娟第六次讯问笔录)。


根据以上工资的分配,可知王智灵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最低。


四、王智灵只是普通的加工人员,在加工人员中,至少张淑梅的作用要超过王智灵,但却并未追究张淑梅的刑事责任

根据李艳娟供诉,可知在加工的六名工人中没有负责人;每月的工资都是李艳娟亲自发到每个加工工人的手里(李艳娟第二次供诉)。王智灵的工资与其他加工工人的工资是一致的,加工工人王艳芹就陈述其工资为2400元。且根据各自的供诉,王智灵、王艳芹、刘玉平都是张淑梅介绍到李艳娟处工作的。在尹月发现办案民警后向加工人员通风报信时,尹月也是给张淑梅拨打的电话。所以,综合分析,张淑梅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更加重要,她从2015年11月份介绍王智灵为李艳娟工作开始,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为李艳娟不断提供加工工人,可以说其为李艳娟搭建了加工假药、伪劣产品平台,为犯罪的完成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本身在犯罪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办案人员并未追究张淑梅的刑事责任。


五、对林美强的量刑畸轻

根据本案证据可知,林美强于李艳娟是合作关系。在李艳娟的犯罪模式中,林美强负责提供假药和伪劣产品的包装,王陵广提供散装的药丸和药粒,再由李艳娟将两者结合以假药和伪劣产品的形式销售。所以,在本案的共同犯罪中,李艳娟、王陵广、林美强的地位应该是一致的。


而原审判决对王陵广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是正确的,但是却将林美强的重要性认定的比李艳娟雇佣人员的作用还低。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林美强作为包装的提供者,原审判决没有理由在作用性上不将其与王陵广一致对待。


并且王陵广和林美强从违法犯罪中攫取的财富是高昂的,远远超过李艳娟雇佣的人员。他们获取的是利润,他们与李艳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些都说明他们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李艳娟是一致的。


然而,原审判决不仅对林美强的量刑低于李艳娟雇佣人员马先利和王智灵,而且在罚金刑上也远远低于马先利和王智灵。为什么,在共同犯罪中,老板的量刑要低于员工?为什么在共同犯罪中攫取巨额利润的老板,其罚金却要低于每月2400元的员工?这里显然存在量刑畸轻的问题。


六、对王智灵的罚金数额令人匪夷所思

我国刑法对销售假药及伪劣产品罪的罚金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数额。因此法律赋予法官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也规定了法官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条规定了判处罚金数额的原则,即“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


由此可见,“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大小”是考虑罚金多少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本案中,因为假药和伪劣产品未发现造成人体健康的伤害,那么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就是消费者的购买损失;而这部分损失就是李艳娟等所攫取的利益——即违法所得。本案中,李艳娟、王陵广、林美强是合作方,他们攫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这从他们之间的交易数额上就可以获悉。而王智灵等只是挣取每月2400元的工资,这些工资仅够其生存所需。所以,严格来说王智灵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国家保障公民最低生活标准)。何况王智灵在开庭前向法庭退还了其所得52800元。


然而一审判决对攫取巨额利益的主犯王陵广只判处了30万的罚金,对攫取巨额利益的主犯林美强判处了103万元的罚金,却对只挣了52800元的打工者王智灵判处180万元的罚金。


该罚金的判决可谓是完全没有逻辑,让人感觉匪夷所思,感觉是对法律的不尊重、感觉是对法律的一种儿戏,感觉到一种不负责任、感觉到对被告人权益的轻慢和任意。


综上,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对王智灵的所涉犯罪数额认定错误,各被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认定不准确,导致自由刑量刑不均衡。在罚金刑的量刑上更是在肆意判罚、草菅被告人权益,完全无法让被告人王智灵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望二审法院能够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和低级错误。




                                      王智灵辩护人:

                                 2019年



附:部分讯问笔录内容



一、李艳娟

李艳娟在2017年11月10日第二次讯问笔录中,是如此描述她所雇用的人的工作分工的:一共七个工人,六名女性一名男性,这些人的名字我也不清楚,我只能叫出刘萍、王艳芹、老马、韩雨来、慧芝、张舒梅,剩下的我不清楚,中途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问:尹月是干什么的?答:尹月在爱尔保健品店卖货。问:尹月平时是否负责打包假药并发货?答:不。问:韩雨来负责干什么?答:负责开车拉货。我进货后由韩雨来负责开车拉货卸至库房,库房之间转运货物,负责运输发货,嘴上承诺工资每年十万,但是我只给了三万多,还欠他钱。问:老马负责什么工作?答:老马就是装卸工,工资每月三千元,至今只开了一部分工资,也欠老马钱。问:尹月是否也参与过生产假药?答:她没有参与生产,她负责销售加工好以后的假药成品。问:每次送货和拉货时候是和谁一起去的?答:有时候是和韩雨来一起,有时候是和马先利一起,不固定,主要是看货物量的情况而定,每次根据库房的需求量和生产假药的品种进行分配。问:讲一下你们生产加工假药的详细过程。答:我从河南新乡购买散装的药丸、药粒,通过物流运输到哈尔滨,然后由韩雨来负责去取货,并把这些散装的药丸和药粒送到我指定的生产加工库房。送到库房由王智灵等人将散装的药丸药粒装到我从广州购买进来的药瓶、药盒中,最后由马先利等人负责打包装车,再由韩雨来将生产好的假药送到物流发往外地进行销售。


问:尹月有张银行卡有转账记录是怎么回事?答:那张卡是我使用的,尹月没有使用过。


二、韩雨来

在2017年11月9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问:这些药主要是谁生产的?答:李艳娟从黑龙江省肇州县找了五名女性负责加工包装假保健品和药品。问:你和李艳娟是什么关系?答:她是我的领导,我主要负责将他们生产好的假药成品发往物流进行销售,还有从外地发来的包装盒和药的半成品去物流拉回到生产点和库房进行加工生产。问:你讲一下这六个库房和生产点谁主要负责?答:李艳娟是主要负责人,她支配我们三个人干活和分工。马先利主要负责团结村、前进村的库房,尹月主要负责门市的库房,征义路的库房由李艳娟负责。问:马先利和尹月负责的工作是什么?答:马先利主要负责库房的日常管理和加工药品,尹月主要负责门市药品的销售。


在2017年11月9日第二次讯问笔录中,问:你给李艳娟当司机的工作是什么?答::我主要是将李艳娟从外地购买的生产假药的原料和包装拉倒库房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加工好的假药成品拉倒物流发往外地进行销售,除此外我还在日常生活中开车给李艳娟干点杂活。问:你每次送货和拉货的时候是和谁一起去?答:有时候是和李艳娟一起,有时候是和马先利一起,不固定,主要是看货物量的情况而定。问:加工假药是否有工人?答:有。问:讲一下工人的情况。答:一共七个工人,六名女性一名男性,这些人的名字我不清楚,我只能叫出三个人的名字,剩下的不清楚,只知道是李艳娟从肇州找来的。问:这些工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加工假药的?答:我2016年11月份给李艳娟当司机的时候去过征仪路的生产点,就看见其中几名工人在加工假药,中途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问:讲一下你们生产加工假药的详细过程?答:李艳娟从广州进的包装盒和包装瓶及说明书,在河南新乡购买散装的药丸和药粒,通过物流运到哈尔滨,然后李艳娟通知我去物流取货,我取到货以后就把这些散装的药丸和药粒送到李艳娟指定的生产加工库房。送到库房后由王智灵等人将散装的药丸、药粒装入李艳娟从广州购买回来的药瓶、药盒中,最后由马先利等人打包装车,再由我将生产好的假药送往物流发往外地进行销售。


在2017年11月21日第四次讯问笔录中。问:这三个库房的钥匙在谁手中?答:一般是我需要进出库房就联系李艳娟,李艳娟安排马先利给我开门,基本上都是马先利给我开库房门。


三、尹月

在2017年11月13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问:你是否认识老马?答:李艳娟和小雨送货的时候听他们说过老马卸货,见过一两次。问:为什么你的银行卡有向李艳娟的转账记录?答:因为李艳娟让我开过一张农业银行的卡,这张卡一直由李艳娟使用。问:李艳娟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的工资?答:每个月给我四千块钱的工资。


在2017年11月6日第二次讯问笔录中。问:保健品怎么联系发往各县市?答:他们上门索要名片,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以物流的形式发往对方,对方收到货以后通过物流代收货款,我再将货款交给李艳娟。


在2017年11月21日第三次讯问笔录中。问:往省内发货是谁负责?答:是我负责,但是我每次接到要货电话后会通知李艳娟她妈,我会把县里要货的明细给李艳娟她妈,她妈负责通知店里那三个女服务员去库房取货,拿到店里打包等物流的人来取货。问:你们平时的发货量有多少?答:每天都发两三件货,金额平均每天有伍佰元左右。


在2017年12月16日第六次讯问笔录中。问:当天我们公安民警抓捕你们时(11月9日),在东升村的生产点有六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接到一个电话,导致六名工人差点逃脱,你是否知情。答:当天我在店里看到有几个操外地口音的人在外面说话,我就比较敏感,觉得出事了,我就跑了。之后我用我的电话给张素梅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我问素梅,李艳娟和她的司机在不在,她说不在。然后我说你们就干活吧,注意安全。当时我比较紧张,语速也比较快,她们可能意识到出事了。情况就是这样。


四、马先利

在2017年11月9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问:加工的工人有几人,是谁?答:加工的工人有四五个,名字我叫不上来,都是女的,老家是哪的我不清楚。问:你们具体怎么分工?答:我负责在加工点给加工好的成品装箱打包、装车。韩雨来我知道他是司机负责开车,其他还干什么就不清楚了,尹月具体负责什么我不知道,她平时都在李艳娟开的性保健品商店里呆着。其余的那几个女的就负责在库房将药粒装瓶、装盒。问:李艳娟给你多少钱工资?答:每月三千。在2017年11月21日第五次讯问笔录中。问:具体讲讲。答:李艳娟承诺我每月工资是四千五,从2016年4月开始计算至今还欠我5个月的工资没有给我。2016年3月,我到李艳娟经营的位于哈尔滨市建筑街的爱尔保健品店开始打工,主要工作就是在店里将店里工作人员指定的商品如安全套、情趣玩具、性保健药等药品装入纸箱并用胶带纸封好。除此之外我还负责店里搬运的活。2017年4月我就到了李艳娟的位于哈尔滨市征仪路的征仪小区114号楼一层的住宅改成的车间工作,在这里我还是负责打包的工作。打包的物品主要有:草本伟哥(纸质包装)、铁盒包装的胶原蛋白、铁盒包装的气血双补保健品等这一类的商品,我把铁质包装的保健品以每60件为一箱打包,包装箱的规格是60乘以45厘米的纸箱。打包好后我负责将打包好的物品搬运到韩雨来的车上。


二审补充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接受王智灵本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现就本案事实和法律问题向法庭提交如下补充辩护意见:


     一、一审法院判决王智灵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缺乏基本的证据支持

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可知,之所以李艳娟要雇佣王智灵等人在其库房中加工假药,将假药粒、药丸装瓶、装盒,是因为李艳娟向王陵广购买了散装的假药粒、药丸,其又向林美强购买假药包装盒及药瓶,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作为成品假药销售。而为了将两者结合,李艳娟才需要雇佣王智灵等人来从事将散装药粒、药丸装入药瓶和包装盒的工作。


而本案一审判决中,判决林美强、王陵广均是生产、销售假药罪,而判决王智灵则除了有生产销售假药罪外,还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那么既然李艳娟未向林美强、王陵广购买过伪劣产品的原材料和包装(因为他二人均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那么张慧娟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原材料和包装从何而来呢?


可见如果一审判决认定王智灵有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那么一审判决必须查明王智灵参与生产的伪劣产品(主要是伪劣保健品)的原材料和外包装是从何而来,他们的数量又是多少?然而纵观案件卷宗及判决书的记载,一审法院并未就王智灵包装伪劣产品使用的原材料和包装的来源(包括数额、金额)查清,甚至基本上没有涉及。一审法院仅仅是查清了生产销售假药的原材料和包装的来源。


最高院在刑事诉讼法中要求定罪量刑的证据要做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之一,就是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判决在王智灵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包括涉案金额问题)中就显然没有做到这点。


事实上根据李艳娟的供述,她销售的伪劣保健品是直接向“山东李处”购买的成品。然后再转销售。在这个转销售过程中,李艳娟雇佣的负责搬运、管理库房的马先利、负责运输的韩雨来、负责销售的尹月等人都会参与,他们也都会因此参与行为而构成该罪;但王智灵等作为专门从事将散装药粒、药丸装瓶、装盒的工作人员来说,她们是不可能参与的。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王智灵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显然没有证据支持,是错误的。王智灵根据在案证据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以下是与以上事实认定有关的有关被告的讯问笔录内容:

林美强在2017年12月13日的笔录中向办案人员供述:“2015年10月份,我在广州国药交易博览会上发制作药品外包装的名片,后来,李艳娟凭名片上的电话联系到我,并给我邮寄了几个名外“双效硬的快”“虫草鹿鞭王”“华佗锁精丸”“虫草鹿茸”等性药的外包装样品,让我帮她做外包装和说明书的图,后来开始让我给她生产性药外包装和说明书。”


李艳娟在2017年11月10日讯问李笔录供述:“问:你生产药品的包装和原料是从哪里购买的?答:蓝色菱形药片、黄色椭圆形药片、绿色树叶型药片等是从新乡王处购买的,包装说明书是从广州林处购买的,大豆异黄酮、延更金丹、胶原蛋白、美肤祛斑、波挺是从山东李处购买的。”


关于生产过程李艳娟在该份讯问笔录中供诉:“我从河南新乡购买散装的药丸、药粒,通过物流运送到哈尔滨,然后韩雨来去物流取货,并把这些散装的药丸药粒送到我指定的生产加工库房。送到库房后由王智灵等人将散装的药丸、药粒装入我从广州购买回来的药瓶、药盒中,最后由马先利等人负责打包装车,再由韩雨来将生产好的假药送到物流发往外地销售。”


此外在2017年11月14日的笔录中,李艳娟陈述她灌装胶囊的原料(药粉、药囊)和机器都是从新乡王姓男子处取得的。

根据王陵广在2017年11月14日的供述,可知是其向李艳娟提供的假药的药丸和药粒的。


二、王智灵参与生产销售假药的金额应当与林美强和王陵广的参与金额之和相同

如前所述,王智灵等工作是将假药丸、药粒装入药品和药盒中。李艳娟销售的假药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假药王智灵都有参与,而只有那些需要加工的假药王智灵才可能参与,那么在计算王智灵的涉案金额时,只能计算那些需要加工的假药的金额。


而目前能够查证属实的需要加工的假药及其金额,即是李艳娟从王陵广处购买的假药粒、药丸,以及从林美强处购买的药品和药盒。那么在认定王智灵的涉案金额时,就只能将王陵广和林美强的涉案金额相加得出。


本案一审判决认定林美强参与生产、销售假药行为的金额是2049860元;认定王陵广参与生产销售假药金额是28万元。那么王智灵参与的金额只能是林美强和王陵广两者之和,即2329860元,而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3217299元。


此外,如辩护人此前提交辩护词所言。将假药粒、药丸装入药瓶和药盒的行为并不是张慧娟一人完成,而是李艳娟始终雇佣了很多人来进行,最多时可达十一、二人。本案案发当时有六人在从事此项工作。因此,张慧娟的涉案金额应该在总金额基础上至少除以六即388310元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不排除李艳娟从其他处购买了散装的药粒和药丸来加工,但是除了从王陵广处购买的散装药丸和药粒的数量能够核实外,办案单位并没有查明在其他处购买了多少散装的药粒和药丸。所以,除了从王陵广和林美强处购买的假药和包装能够认为是需要王智灵等进行加工的,因此应当算作王智灵的涉案金额外,其余的假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是需要王智灵参与的,因此根据刑法的证明原则就不能算作王智灵的涉案金额。www.tylyfls.cn


而对于韩雨来、马先利、尹月就不同了,韩雨来是从事运输工作,马先利是管理库房和搬运工作,尹月是负责销售,那么不论李艳娟购买进来的是散装需要加工的药和保健品,还是直接购买回不需要加工的成品再转销售,他们根据其工作性质都是要参与的。因此,能够查证是李艳娟的销售金额的假药和假保健品,都能够算作他们三人的涉案金额。www.shanxitaozhai.com


三、在根据王智灵的工作时间计算涉案金额时,应当扣除其参与农活的时间

与王智灵共同进行加工假药行为的共六人,其中张淑梅、刘玉平与王智灵均是肇州县壮大村的村民。与韩雨来、尹月等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在农闲的时候出来打工,而且打工过程中他们还要在春耕、秋收的时候回去农忙。因此,在算工作时间时,以及根据工作时间计算涉案金额时,对王智灵应当考虑到该特殊情况。根据壮大村委出具的证明,可知王智灵除了法定休假日外,她每年还要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用在农活上。因此,王智灵与尹月、韩雨来、马先利等不同,在根据其参与生产销售假药的时间计算其涉案金额时应当对该因素酌情予以考虑。找南京著名律师


以上恳请法庭予以考虑。


                                王智灵辩护人:

2019年10月


后记:

可惜,这个辩护理由没有被二审采纳,我想一个原因是如果采纳的话二审法官会做许多工作,这些工作使他不会去轻易的动。因为这种认定带有一定的推理性质,这种推理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法官采纳起来还是有所顾忌的,尤其是在二审。找南京律师


这个案件还给我们第一个教训,就是那些比较大型的案件,就要把重点放在一审上,争取一审能够达到目的,而那种小型的案件可以把重心偏向于二审,因为二审改判起来相对容易。南京找律师


另外,二审改判主要是在法律适用上改判,一般不会涉及事实的认定,如果涉及事实的认定,那么就会发回重审。究其原因是,对法官来说,二审改判事实风险大一些,因为事实非此即彼,能够很容易认定对错,二审审理简单,法官对事实也没有信心去改判,改判风险也确实是大,所以法官是不会冒犯错误的风险去对事实进行改变的;而对法律的适用,法律是允许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的,即使有变化,谁也找不到法官的问题,所以法官动起来还是比较放心的。


本案二审也没有对结果做出改变,原因正如以上分析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递交补充辩护意见时的时间可能有些延后。二审案件如果换了一个新律师,那对新律师来说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在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做一审律师几个月做的工作。案子到二审法官手上后,你就可以阅卷了,当你复制上案卷后,你基本上就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提交辩护词了,所以你必须得快速地找到有力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