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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某某溺亡案——实现公平的阻力在哪里

2020/1/28 23:26:11      点击:

前言:

     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过,为什么有人会感觉在我国法院很难获得公正判决。其中一个理由是,承办法官或者法院的公平观念落后、公平意识淡薄、实现公平的水平不高。


本案就是这样,二十几个家长带着五十多个小学生去游玩烧烤,其中一个孩子不幸落水溺亡。从法律上,在场的成年家长应当承担监护责任,应当赔偿溺亡孩子父母的损失。


但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法律关系、公平观念,却难以实现。为什么,我思来想去,排除了法官故意、恶意的因素,排除了二十多个被告有人干扰法官的因素,认为这是社会观念落后的原因。


在我因为这个事去派出所调查取证时,派出所值班副所长问起缘由,当我解释是用于起诉时他很诧异,说那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吗?为什么还要别人赔偿。似乎起诉是要讹诈其他人。


案子起诉到法院,记不清是在什么情况下本案的书记员也谈起此事,其认识竟然也和派出所副所长一样。在庭审中,其中有一个陪审员在区政府任职,他不像大多数陪审员一样默不作声,而是很活跃,听他所言也是这样的观念。


最后和法官聊起了案子,法官说这案件在审委会上可是讨论了,这是讨论的结果,所以可以知道这也是审委会的认识和观念。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接受原告委托,律师担任其代理人出庭诉讼,现就本案有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恳请予以考虑:


    一、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监护权委托

与此有关的法律规定如下:《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南京律师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南京辩护律师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南京刑辩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   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


    二、本案在法律上已经形成了监护权委托的法律关系

根据庭审质证,可知原被告双方都对双方提交的在组织本次烧烤活动过程中的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四班家长微信群中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在这个聊天记录中,有三条信息,以及证人王爱霞的证言,能够表明原告与各被告形成了监护权委托的法律关系。


其一是被告之一韩雨桐妈妈徐永梅于2018年5月31日下午13:19分在微信群中发的条消息,内容是:@所有人 各位家长,大家好!现定于6月7日集体去中北大学附近烧烤,请家长及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最好由一位家长陪同。如果是孩子想去,家长没有时间随行,也可以报名参加。现在开始报名:编号+孩子+家长;


其二是原告唐祥在2018年5月31日下午16点58分左右与李嘉乐妈妈的对话,内容是:李嘉乐妈妈:@唐祥老师 不去?唐祥老师:@李嘉乐妈妈 二的还小,走不开。


其三是2018年6月6日上午9点23分,韩雨桐妈妈在微信群中发的一条消息,内容是:@所有人 经过组织成员协商,我们将明天的活动分成六个组进行,每个组有四位家长,男生,女生搭配进行分组;在这则信息之前是韩雨桐妈妈发的一份名为《6.7烧烤活动情况》的参加烧烤人员名单;


证人王爱霞在开庭中作证说,在韩雨桐妈妈在微信群中出示的名单中,具体是名单每组排列在前四名的学生家长参加活动,剩余学生的家长没有参加活动。


根据以上证据可知,在所有被告及参与活动学生父母均在的微信群中,已经明确了一个事实,即参加本次活动的学生有51名,而只有24名学生的家长参加,剩余参与活动的27名学生的家长无法参加活动,包括原告唐祥、魏御强。


在这个事实明确的前提下,在参与活动的学生中,参与活动的家长和未参与活动的家长必然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思表示:即没有参加活动的家长将学生的监护权委托给了参与活动的家长,而参与活动的家长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接受了没有参与活动的家长对监护权的委托。


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共识,则参与不了活动的家长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烧烤活动,因为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活动却无人监护他们的安全;而能参与活动的家长也不会去参加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参加了活动就必然要对家长无法去的学生的安全承担起责任。


所以,在部分学生家长无法去参加活动这一事实确定的前提下,参与活动的学生家长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共识和共同的意思表示。正是因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和共同的意思表示,这一活动才能如期进行。


三、参与活动的家长未能履行好监护职责

(一)参与活动的家长擅自将烧烤活动的地点定到了汾河岸边

 根据证据可知,在微信群里商定的地点是“中北大学附近”,虽然汾河岸边也是中北大学附近,但是却没有将汾河岸边这一潜藏危险因素的信息向家长披露,致使家长在评估危险状况时无法将落水危险考虑进去。进而使得参加活动的学生的安全保障存在不足。


(二)参与活动的家长放任学生去汾河岸边玩耍

当家长到达活动地点后,就应该意识到此处离河近,如果学生去河里玩耍则有溺水危险;而且,根据有被告当庭陈述,烧烤摊的老板也提醒过家长们要把去河边玩耍的孩子叫回来。因为这里的水是比较深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和注意。


对此,根据《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第四十七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有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的义务,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使未满十周岁的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独处;


(二)将未满十周岁的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交由未满十六周岁、或者有法定传染病、或者身心有严重缺陷、或者其他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安全的人代为照顾;


(三)使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独处于容易触电、溺水、高空坠落等场所。


 可知,在场家长放任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独处于容易溺水的场所,是有严重过错的。虽然该规定是广州市的地方规定,但是可以反映出一种社会观念,根据该社会观念再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可以确定各被告具有过错。


 综上,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各被告,因为存在过错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吴文轩溺水而亡,依法应当对吴文轩的死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有相关案例支持以上观点,现摘录如下,并后附案例全文

案例一:江苏省泗阳县法院审理的一起对未成年人未尽安全保护义务致人死亡人身损害赔偿案,案件编号是(2012)泗民初字第0444号判决,该份判决后被(2012)宿中民终字第1194号民事判决维持。


案情:2011102914时许,杨军及各被告将二原告之子邵鸿清带到裴圩镇境内的洪泽湖边后,换乘罗士换的快艇驶向洪泽湖中心地带的挖沙船,杨军及被告将刚满五岁的邵鸿清独自一人丢在快艇上,导致邵鸿清溺水死亡。泗阳县法院认为:本案中,杨军经徐春梅同意,将邵鸿清带走,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杨军负有照看邵鸿清的义务。杨军将邵鸿清带至洪泽湖中,乘坐罗士换驾驶的快艇到采砂船边,杨军将邵鸿清独自留在快艇中,导致邵鸿清死亡,杨军违反了照看义务。www.tylyfls.cn


案例二:姜某某等诉徐某某监护人责任纠纷案

案情:法院查明,20011128日上午,被告徐某某进城购物,因家中无人看管范某某,遂委托吴某某代为看管。中午,吴某某在原告家吃饭后,和原告吴某某的女儿姜某华到被告徐某某家玩时,两人误拿被告徐某某在家中半包灭鼠药当做糕粉来吃,后导致范某某死亡。


法院认为:吴某某接受徐某某的委托临时看管儿童,该委托监护关系成立;吴某某接受委托后,未看管好范某某及自己的女儿,致范某某和姜某华离开监护人的监护范围而误食灭鼠药中毒。为此,吴某某应付主要责任,被告徐某某未将灭鼠药放置安全地方,违反了放置毒药的常规,造成两小孩一死一伤,也应付一定的责任。


以上,恳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代理人:

2019年8


后记:

     我们索赔八十多万,结果只判决每个成年人支付五千块钱,下来也就是十来万。为什么这么难?如果公平的结果是全额赔偿我们的诉讼请求(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死亡一个人的赔偿方法计算的),那么支持我们十万多点,相当于正义只实现了八分之一。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才八分之一,实现三分之二不行吗?实现一半不行吗?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其他家庭拿出一两万块钱又算什么?很难吗?找南京律师


正如我一篇文章里所言,在一个官僚体制控制下的社会观念里,人们的公平意识和公平观念是很差的。没人想着去实现公平。当不幸、灾难发生后,如果你自己不去想办法实现公平、正义,别人不会去出手相助。可是让自己去私力救济,这和文明社会不相符啊。在原始社会,人们没有形成国家,没有解决纠纷的机制,那么就是靠私力救济,而私力救济因为很难实现公平,往往导致互相的仇杀和战争。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正如我认识的一个体制内的人所言,当你出了事,那就全是你的事了,哪怕你是无辜的受害人,人们都会埋怨你,都会取笑你,都会看你的笑话,没人想着帮助你。可是,这种意外不是落在别人的头上就是落在你的头上,当落在一个人的头上时,实际上他是在代替其他人承担这种不幸,这种痛苦,我们应该帮助人家、怜悯人家,抚平人家的创伤。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能想到从法官的角度来说,从落后的观念来说。当你出现意外受到伤害、损失,你不会埋怨法官,你向法院请求公平,当你实现公平后,其他人就受到了损失,当然就会埋怨法官,法官就要承受别人的愤恨。这用庸俗的想法来说,等于是引火烧生。一个没有主持公正的思想的法官、法院,如果抱着这样一个明哲保身的庸俗观念,那么社会公平正义能实现吗?法院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却抱着这样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那公平能实现吗?


也是在安慰自己吧。在这种案子中,能够成功起诉二十多个家长,并且让每个家长掏出了五千块钱,也算是一种进步了,这种案例在山西乃至全国可能也很少(当然也是因为这种事情就少)。法院能够立案,并作出判决,聊胜于无,也算一点点进步吧。